10月8日，我在《聯合報》「民意論壇」上發表了一篇題為〈追形式指標，卻不懂實質評鑑〉的文章，指責有位心理學大老對於學術界不斷嚴肅質疑他1979年發表在《自然》上的一項實驗，長年不作任何回應，立刻有人在留言版上猜測：「大老講的是曾志朗吧」，事後我又在《中國時報》上陸續發表〈學術跟屁，經濟當然只能代工〉及〈正直：學術研究倫理的判準〉，也都有人作出類似的猜測。
不錯，我文中所謂的心理學「大老」，正是曾志朗院士。曾院士目前是「國際科學理事會」「科學研究的自由與責任」委員會的委員，最喜歡把「研究的正直風範」（research integrity）掛在嘴邊，到處訓人。我想請教曾院士的是：1994年，您指導過的1位學生，從各種不同角度，做了10個以上的實驗，都無法得到同樣結果，因此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，質疑您作的研究結果到底是「神話」（myth）還是「實話」（truth）？這是不是一種「研究的正直風範」？像您這麼「正直」的人，對她的質疑，是不是應當公開回應？
曾院士或許還記得：40年前您在政治大學念教育研究所的時候，曾經跑到台大心理學研究所，和我一起修習劉英茂教授所開的「實驗設計」課。劉教授是學術界公認以行動實踐「研究正直風範」的楷模，但他從來不會標榜自己「研究的正直風範」。
2003年，我們的劉老師發表論文，指出「不能經得起實驗重覆的論文發表」，對後繼者造成的傷害，「就算用兩倍以上的精力，都無法彌補」時，您是不是應當有所回應？
劉老師是位謙虛而含蓄的人，他發表的這篇論文是以英文寫成，並沒有引起國內學術界的注意。然而，最近有幾位心理學界同仁，回顧多年來一系列的認知心理學實驗，檢討30幾年來的這項學術爭議，在學術期刊上以中文發表了一篇長達數十頁的論文。請問：這種鍥而不捨的努力，是不是「研究的正直風範」？他們對您的公開質疑，您是不是應當公開回應？
您在《自然》上發表的那篇不到4頁的實驗報告，說明西方拼音文字的實驗邏輯也可以套用在漢字的研究之上。30幾年前，在學術界普遍套用西方研究模式的時代，這種作法並不足為奇。然而，當學術界有人認為這種作法並不恰當，他們就該透過反覆公開辯論，致力於建構適用於本土社會的理論模式。這是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開始。唯有透過學術社群公開而且坦誠的反覆論辯，才可能形成自主的學術社群，才能真正落實「研究的正直風範」。
相反的，如果有人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勢，促成多所頂尖大學購買貴重儀器，再由他在幾個大學吸收的「樁腳」教授，負責訓練研究生，教他們在國際學術期刊上尋找熱門議題，套用西方流行的研究典範，大量發表「輕、薄、短、小」的論文，只要論文能夠在國際學術期刊上刊登，就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有了合法性與正當性。學術界這種「自我殖民」的作法，就是我所謂的「養小鬼」，把我們頂尖大學的研究生，訓練成只會盲目套用西方研究典範的「跟屁蟲」。製造出一大堆的「垃圾論文」，雖然很容易在國際學術期刊上刊登，對我們的國計民生卻沒有絲毫的助益。
在我看來，如果我們的頂尖大學都用這種方式訓練研究生，我們的教育就是日以繼夜，夜以繼日地在糟蹋人才，「浪費台灣人的智慧」；我們的經濟也注定只能停留在最不需要創意和研發的代工產業。台灣教育的下一步該怎麼走？在我們面臨抉擇的關鍵時刻，到處以「研究正直風範」自吹自擂的曾院士，總該站出來為學術界指點迷津吧？（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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